“医道同源”、“十道九医”，是道教与医学密不可分的真实写照，如《抱朴子内篇?杂应》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道教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曾通过治病化人而吸引信众，组织道坛。随着长生成仙的终极理想逐渐明朗，道教已不在满足于借助医学进行形式上的宣教，而是进一步在内涵上发展医药学为其信仰服务，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医学。行医重教既是重人贵生的道教实现自利、利他宗教情怀的突出表现，也是其文化内涵及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道气论是道教宇宙观和生命论的核心内容。道教宇宙论认为，气为万物之本，宇宙万物包括天、地、人等，都始于一气。《太平经》云：“夫物始于元气”，“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地。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共生，长养凡物”。《抱朴子内篇?至理》也云：“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由此看来，“气”已成为“道”的代名词。以此为基础，道教生命论认为，精气神是构成生命的基本元素，而气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如《养生延命录》引《服气经》曰：“道者，气也。保气则得道，得道则长存。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辨是非则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也。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是以为道，务宝其精。”
　　正因为道气在生命活动中具有的特殊功能，所以道教医学提出了“因气致病”的病理病因说。《太平经》云：“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多五内疾病者，是五行气单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多病聋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热者，阴阳气忿争也。……多病温而死者太阳气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阴气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气太急也。”《太平经》明确指出了人之所以生病的原因在于体气失调，并指出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气”造成的，这种病因论无疑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然而，道教医学毕竟是一种宗教医学，它在套用天人合一的宗教思维模式时，留下了“天气”、“地气”、“五行气”、“四时气”、“阴阳气”、“太阳气”、“太阴气”及“刑气”等，让人难以理解的宗教神秘性因素。
　　葛洪认为人的生命乃禀父母血气而生，是天地、父母精神血气和合的产物。在《抱朴子内篇?塞難》中，葛洪指出：“授气流行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在〈勤求〉篇中，他又指出：“夫人先受精神于天地，后禀气血于父母。”由于人先天禀赋之气不仅有质和量的差别，而且成身之体气还处于不断的流动过程中，所以人肯定会生病。但由于人受气不同而体质有别，所以，其所生之病也就有轻重 遲速而不等。葛洪在〈极言〉中指出：“人无少长，莫不有疾，但轻重言之耳。而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后方求量表之益。”因此，生活中年老而体强、年轻而不壮等反常现象就有了合理性：“或年老为道而得仙者，或年少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易养故得仙也。虽年少而受气本少，受气少则伤深，伤深则难救，难救故不成仙也。”葛洪为此还特意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求证：“设有数人，年纪老壮既同，服食厚薄相等，俱造沙漠之地，并冒严寒之夜，素雪坠於上，玄冰结於下，寒风摧倏而宵骇，咳唾凝溺於唇吻，则其中将有独中冷者，而不必尽病也，非冷气之有偏，盖人体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独以结病者，非此物有偏毒也。钧器齐饮，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势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独以0死者，非天热之有公私也。齐服一药，而或昏瞑烦闷者，非毒烈之有爱憎也。”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葛洪在科学地洞见内在体质的不同与外在风寒暑湿等环境的诱发等因素对致病有很大影响的同时，还指出“无道”致病论，这种神秘病因论可能是宗教医学本身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极言”中，葛洪指出：“由兹以观，则人之无道，体已素病，因风寒暑湿者以发之耳。苟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凡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百病兼结，命危朝露。”但是从心理疗法来看，无道之人往往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心理压力，因此，无道致病，有道体健，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应不容忽视。
　　陶弘景也十分推崇因气致病的病因说，如《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引《梁陶隐居序》言：“人生气中，如鱼在水，水浊则鱼瘦，气昏则人病。邪气之伤人最为深重，经络既受此气，使入脏腑，随其虚实冷热，结以成病。”在《养性延命录》中，陶弘景还指出“正气日衰，邪气日盛”是招疾致病的罪魁祸首：“世人不终耆寿，咸多夭殁者，皆由不自爱惜，忿争尽意，邀名射利，聚毒攻神，内伤骨体，外伤筋肉，血气将无，经脉便壅，肉里空疏，唯招虫疾，正气日衰，邪气日盛矣。”在长期的宗教实践中，道医还发现了一种不同於自然邪恶之气的“毒瘼之气”，它不仅危害极大，而且还时常急性发作，难於根治：毒癘之气，忽逢触之，其衰竭，“入身而侵克脏腑经络”，“不能如自然恶气治之”，“差後，犹宜更为治，以消除余势。不爾，终极为患，令有时辄发”。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也认为：“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人之所以生病乃是由于阴阳二气不调所致，“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痈疽丁毒恶疮诸肿。”“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阳调合，（人）则平安。”此外，《梁陶隐居序》还指出了其它一些招疾致病的因素：“若饮食恣情，阴阳不节，最为百屙之本，致使虚损内起，风濕外浸，所以共成其害。”《养性延命录》援引《道机》指出：“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疾病的产生往往不是某种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人的生理、心理及生活环境等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使然。《养性延命录》非常赞同《明医论》所言“五劳”生“六极”，“六极”生“七伤”的恶性病因链：“《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既用，二藏先损，心肾受，府（腑）藏俱病。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疲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六极既为七伤，七伤故变为七痛，七痛为病，令人邪气多正气少。”在《補阙肘後百一方?序》中，陶弘景将致病的原因概括为“内疾、外发、他犯”三大类：“按病虽千種，大约只有三条而已。一则藏腑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
　　陶弘景还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入手，指明生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的生理、心理及其生活环境的“不和”及“失度”。《养性延命录》曾多次强调“和”在体无疾患中的重要性：“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万類。和之于始，和之于终，静神灭想，生之道也。”作为一种宗教医学，陶弘景难能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他渐渐有意识的抛弃了《太平经》及葛洪等早期道教医学中的神秘因素，较为客观的分析病因，并理智的认为各种疾病的产生及治疗“岂得关于神明乎？惟当勤于药术療理爾！”从而使道教医药学朝着更加科学的方面迈进。
　　正因为“气”是生命之源，是人体致病的主要原因，即如《抱朴子内篇》所言“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因此，修道治病的首要任务就是行气健身。“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预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云笈七籤》载《服气療病论》也肯定行气治病的妙用：“夫气之为功也，广矣妙矣。……是能存之为家，则神灵俨然；用之于禁，则功效著矣。況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何往而不愈焉？习服间居则易为存，使诸有疾病，皆可按而療之。”
　　为此，道教还发明了许多强身健体的行气法术、如导引、吐纳、服气等炼气功法。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独辑《服气療病篇》，阐明如何行气治病：“常闭气纳息，從平旦至日中，乃跪坐拭目，摩搦身体，舔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偶有疲倦不安，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必存其身头面、九窍、五藏、四肢、至于发端，皆令所在觉其气云行体中，起于鼻口，下连十指末，则澄和真神，不须针药灸刺。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從时至时，便自消矣。时气中冷，可闭气以取汗，汗出周身则解矣。”《养性延命录》还载有“吐故纳新”的“吹”、“呼”、“唏”、“呵”、“嘘”、“0四”等六气治病法：“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藏，事须识根。不识者，勿为之耳。心藏病者，体有冷热，呼吹二气之；肺从病者，胸背胀满，嘘气而出；脾藏病者，体上游风习习，身痒疼闷，唏气出之。肝藏病者，眼疼，愁忧不乐，呵气出之。以上十二种调气法，依常以鼻引气，口中吐气，当令气声逐字吹嘘呵唏0四吐之。若患者依此法，皆须恭敬用心为之，无有不差，愈病长生要术。”
　　在强调行气治病的同时，葛洪和陶弘景都反对巫祝祈祷、占卜祭祀等非科学治病术，表现了道医治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务实及科学理性精神。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道意》中指出：“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轉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療之术，又不能反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寥，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过崇，疾病危急。”在药物与祈祷之间，陶弘景更重视药物治疗的功效。针对史书关于晋李子豫以“八毒赤丸”驱鬼治病一事，陶弘景分析：“病亦有别先從鬼神来者，则宜以祈祷祛之。虽曰可祛，犹因药療致愈，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
　　值得一提的是，道教医学文化还十分注重疾病的预防及敬业之医德。《抱朴子内篇?地真》曾云：“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抱朴子内篇?极言》也曾强调防微杜渐的重要性：“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億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孙思邈对葛洪“治未病”等重视疾病预防的道教医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千斤药方》中，他把预防疾病看成是医道上乘，认为：“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是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
　　就道医医德而言，孙思邈堪称楷模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孙思邈首先强调“大医习业”，“大医精诚”，认为习医者应精通医理“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其次孙思邈认为道医应有不惧劳苦的敬业奉献精神，“其所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淋犹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蔕芥之心，是吾之志也”。最后，孙思邈强调为医者应怀恻隐之情，对患者要一视同仁，视患如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崋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获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悽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渇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踪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此外，高度的责任心也是道医医德的重要表现，如《抱朴子内篇?风俗》云：“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抱朴子内篇?勤求》也告诫：“人能救治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陶弘景则警示道：“至于汤药，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无疑是其医療过程中崇高医德的生动体现。